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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知
創傷後成長這個概念在近年開始受人關注，它的定義是「在經歷過一些負面的創傷事件後，找到了正面因素，從而幫助個人成長」。
概念指出癌症病人或其家人可以從病患中得到積極的經驗，並不是要忽略他們親身經歷過的痛和苦，或者否定病情和治療所引致的喪失。有研究指出，一個人在困境中經歷到的苦，其實是有可能轉化為「心理成長」的動力的。
自2010年起，基金開始進行有關香港兒童癌症康復者在創傷後成長方面的研究，是香港首份旨在填補這方面研究的理論空隙。
研究發現，希望感較強、較多正面思想的病人往往可以經歷較強大的創傷後成長，因此他們都會較有能力適應生命的挑戰。
第一階段，基金從啟晴計劃中邀請了八十九名年齡屆乎十七至三十一歲的康復者，參加有關研究。
以下是第一階段研究的重要臨床意義：
- 在介入手法上，培養希望感是一項重要的預防性臨床措施。
- 希望感可以透過以「希望為本」的講故事手法和心理治療中學得到。
- 有目的地幫助康復者從病患中找尋意義和正面的思想，是可以令康復者從中得益的心理療法。
- 旨在提升兒童癌症康復者希望水平的活動設計是有效的臨床介入手法。
- 早期介入對那些準備接受電療的病童是十分重要的。
這些資料都能協助基金在未來發展更多的實證(evidence-based)心理輔導服務。這項研究會繼續進行，並會進一步探討相關的研究發現。
由兒童癌病基金贊助的醫學研究「抗體治療 (3F8) 對神經母細胞腫瘤的臨床治療成效：香港經驗」在國際兒童腫瘤醫學組織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Oncologie Pédiatrique (SIOP) 2009年的巴西年度會議上獲頒予SIOP獎狀。每年一度的SIOP會議是現時全球兒童腫瘤科的最大國際性會議。
在獲獎研究中，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教授陳志峰教授領導的香港兒童血液及腫瘤科學會發現將常規治療和免疫治療混合使用的新混合療法能將患有轉移性的神經母細胞腫瘤的病童四年存活率由 17.6% 提升至49.2%，存活期的中位數則由1.8 年延至 5.2年。
神經母細胞腫瘤是繼白血病、腦瘤和淋巴瘤後最常見的兒童腫瘤，源自未分化的交感神經節細胞。這些腫瘤大部分在腹部的腎上腺起源，也有在頸及盆腔等部位滋長。佔一半的病例發生於少於兩歲的兒童身上。此類腫瘤生長迅速，超過六成半的腫瘤在發現時已經擴散至其他身體器官。
陳教授指，神經母細胞腫瘤於香港兒童的發病率約為百萬份之五點一。神經母細胞腫瘤的治癒率視乎腫瘤位置、腫瘤的組織特性、病發年齡和腫瘤發現時的擴散程度。若腫瘤位置局限於某一部份或分化良好的腫瘤，存活率可高達九成。不過，若腫瘤出現擴散，存活率則最多只有兩至三成。一般來說，對於少於一歲的嬰兒，預後的情況會比較好，有部份更可以自動消退。
為提升預後較差的患者治癒率，香港兒童血液及腫瘤科學會一直研究將常規治療和免疫治療混合使用的新混合療法。這新混合療法，在美國又名為抗體療法，為預後較差的患者帶來新的希望。
這種抗體療法其實是因藥物3F8而得名的。3F8是一種特殊單株抗體的簡稱。
「3F8會依附在神經母細胞腫瘤表面的特殊蛋白醣酯體GD2。當3F8進入血管系統時，它會依附在神經母細胞腫瘤表面的GD2。換言之，3F8可針對地對付神經母細胞腫瘤，並引導病童自身的免疫系統去攻擊被視為外來者的神經母細胞腫瘤細胞。這樣一來，病童自身的免疫系統可消滅與3F8依附一起的神經母細胞腫瘤細胞。」陳教授解釋3F8如何消滅神經母細胞腫瘤細胞。
問及這種治療可有副作用？陳教授點頭說，「痛是最主要的副作用。」由於一些感覺細胞的表面有GD2蛋白，故此當3F8依附感覺神經元的GD2時，痛楚的感覺便會釋放出來，傳遞至大腦。痛楚多會於每日3F8治療過程的中期或後期才出現。藥物如嗎啡可用來鎮痛。可慶幸的是痛楚是短暫的和逐步減退的。
一直以來，化學治療和放射治療是傳統醫療癌症的方法，而手術切除則主要用來治療實體瘤。事實上，傳統的化療和放射治療的短暫副作用都為人所熟悉，例如頭髮脫落和嘔心等。不過，較少人知的則是治療後數年才顯現的後遺症，如器官衰竭和繼發性癌症等。
所以，醫學界一直致力尋找更完善的治療方案。近年，坊間出現治療癌症的新名詞 ─「標靶治療」。「標靶治療」更被冠以癌症患者的新救星，但是，究竟標靶治療是什麼？它的功效又如何呢？
兒童癌病基金特別就此訪問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醫學副教授蔣國誠醫生，了解一下標靶治療這新療法。
蔣醫生說，標靶治療是近幾年才流行的醫學名詞。簡單點來說，「標靶治療」就是用針對性的藥物來對付癌細胞，而科學家就因應癌細胞特性而研發具針對性的標靶藥物，這樣的藥物，既可以提升治療的成功率，又可以因為藥物的針對性，使其他正常細胞不會被影響，殃及池魚。
雖然「標靶治療」這名詞是近幾年才流行，但是其實這種療法在早年已經出現。蔣醫生舉例說，十幾年前，醫學界發現全反式維甲酸 (all trans retinoic acid, ATRA) 在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的第三型 ─ 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PL) 細胞中的獨有融合蛋白PML-RARA上可發揮作用，針對性令癌細胞凋零。
由於這種PML-RARA融合蛋白不會出現在一般的血液細胞中，因此，這種治療只針對APL癌細胞。雖然當年「標靶治療」這個名詞並未出現，但是ATRA已一早被認定為具有針對性的標靶藥物，用來對付APL。
不過，應用在兒童腫瘤科的標靶藥物數量並不多，因為研發在成人癌症治療的藥物數量遠多於治療兒童癌症藥物，只有少量的標靶藥物能成功通過所有測試，所以最終能被臨床證實可治療兒童癌症的標靶藥物數目並不多。例如，具抗CD20單株抗體功能的藥物Rituximab能用來對付淋巴瘤 (lymphoma)、單株抗體的3F8對付神經母細胞瘤 (neuroblastoma) 的癌症，具有抑制功能的標靶藥物Glivec能治療慢性骨髓白血病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等。
就以治療CML為例。
標靶藥物Glivec在臨床治療功效的成績最為顯著，Glivec能針對CML融合蛋白BCR-ABL，改變了整個治療CML的方案。由於Glivec的治癒率明顯地高於過往的標準一線藥物，如傳統的化療藥物和干擾素，在九成病人身上，Glivec的藥性能被大多數的病人所容納而又能保持較長的病情控制期。所以，Glivec現時已取代化療藥物和干擾素成為一線藥物。
那麼會否有一天化療會被標靶治療完全取代呢？
蔣醫生回應說，在短時間內不會出現這情況，其實只是Glivec的標靶治療的臨床功效最為成功，大多數的癌症都不能長時間用單一的藥物來治療，因為抗藥性會無可避免的出現，所以，結合幾種的治療方法是必須的。
蔣醫生續說，其實現時的標準治療方案的藥物都能治好約七成的兒童癌症病例，而標靶藥物的研發和應用是希望能把治療率再提升。他期望，大眾應該對標靶藥物抱著開放的態度，留意著標靶藥物的應用和發展，但同時要抱有科學家求證的態度，一定要以臨床證明作為藥物應用的依歸，切忌盲目追捧新藥。
臍帶血移植這門醫療方法發展至今（二零一二年）已有二十三年。兒童癌病基金特就此訪問本地醫療科技的權威介紹有關臍帶血移植的最新發展。
威爾斯親王醫院兒科部門主管、包黃秀英兒童癌症中心主任兼中文大學兒科榮譽教授李志光醫生表示，在1989年全球第一宗近親臍帶血成功移植，治癒患有范可尼貧血症的兒童後，臍帶血移植的科技便不斷發展。
過去多年，骨髓移植主要用以治療難以治癒的疾病，如白血病或淋巴瘤。隨著時代的變遷，核心家庭的數目日漸增多，這些家庭只養育一至兩名子女，故此當需要尋求骨髓捐贈者時，透過近親去尋找合適的近親骨髓就變得不容易，非血緣的骨髓移植往往會有較高的併發風險，而且尋配合適非血緣的骨髓往往需時三個月或更長的時間，相反，臍帶血的尋配需時較短，這點對白血病患者尤其重要。
李教授指出，在2006年以前，非親屬臍帶血移植病例並不多，主要因為每份臍帶血中的幹細胞數量有限，按患者體重計算，對於體重較高的病人，單份臍帶血可能不足以保證臍帶血植入後能有足夠的幹細胞幫助。有見及此，威爾斯親王醫院在2006年與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合作，進行一項為期三年的研究，為需要進行幹細胞移植但欠缺合適近親或非親屬捐贈者，以及單份臍帶血的幹細胞數目不足使用的病人，提供雙份臍帶血移植。此項臨床研究目的是要研究雙份臍帶血的聯合應用，透過增加幹細胞的數量，能否提高臍帶血的成功植入率。過去三年，威爾斯親王醫院就為十一名急性白血病患者進行雙份的臍帶血移植。結果顯示，在這些病人當中，成功植入率達九成，而移植後的併發症未見增加，至今八名患者仍然存活並沒有復發。由此可見，雙份臍帶血解決了單份臍帶血幹細胞數量不足的難題，同時臍帶血移植縮短患者等候合適骨髓捐贈者的時間，讓重病兒童多一個醫治機會。
香港的公眾臍帶血庫是十分重要的醫療配套，為癌症患者需要接受幹細胞移植提供臍帶血來源，增加病童的生存機會。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在1999年成立了香港第一間公眾非親屬臍帶血庫，為香港病人提供臍帶血作移植用途。自成立至今，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已提供約六十九份臍帶血作移植用途，當中大部份需要的移植對象是病童。現時，約八成半的臍帶血移植都會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兒童骨髓移植中心進行。迄今，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存藏著逾三千份已處理的臍帶血，可供移植用途。
兒童癌病基金一直關注香港癌症病童的醫療發展，去年基金就聯同香港印度婦女會，捐出合共二百六十萬元予香港紅十字會輸血中心，為中央臍血庫提升設備以達至國際認可水平，協助香港紅十字會輸血中心繼續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免費及高質素臍帶血服務，令本地的病人受惠。